这是党的历史上最早命名为法的文件，属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政策主张。
第四，在劳动产品的分配上，实行按劳分配，发放粮票、肉票、布票等商品凭证取代以金钱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消灭了私有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键词: 劳动者 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 劳动宪法 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
不过，并不是所有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都是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20] 参见前引[19]，《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286页。虽然与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人员也可参照适用《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但这类劳动者与工作单位的关系有着明显的公法属性，[32]二者更接近行政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进共同富裕的首要原则就是鼓励勤劳创新致富。一、宪法上的劳动者 何为劳动，谁是劳动者？这两个问题看似简单，但深究起来非常复杂。
由于《劳动法》中的劳动关系只适用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因此私人之间的雇佣劳动不属于劳动法的范畴，而只受民法上雇佣合同的约束。这两类劳动人员的劳动保险待遇确有不同。其实，行政调查本身也未必要采取强制手段，它存在任意调查、间接强制调查（以罚则做保障）和强制调查三类。
他并没有对一般性行政强制措施、行政上的即时强制、行政调查中的强制三者之间的关系作出整体上的分析，也没有对行政上的即时强制与行政调查中的强制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1995年翻译出版的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将行政调查及行政上的即时强制与确保履行行政上的义务的手段作为两章来处理，后者之中包括行政上的强制执行。如此，行政强制措施与即时强制到底是何种关系，或者说从何种角度去理解行政强制措施，便成为一个问题。[14]与此类似，和田英夫在其《现代行政法》中也是将行政上的强制执行、即时强制与行政调查列入行政强制一节之下，而与行政罚相并列。
警察上的即时强制是警察上特有的强制，即因警察上的必要，以实力加诸人民的自由和财产而作出事实上侵害的作用。[46]强制调查与即时强制除了上述目的上的差异外，还有没有其他具有法律意义的差异，就成为是否要区分的关键。
虽然有观点将行政强制措施与即时强制等同视之，但法律列举的行政强制措施是程序性的手段措施，而传统的即时强制则是独立目的的措施，可以为法律上的定义所包含，但并未在法律上得到明确的列举和规范。[36]其中的暂时性、可复原性考虑的其实都是《行政强制法》第9条所列举的限制人身自由、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而没有考虑保护性约束人身自由、破坏性消防等即时强制的措施。从这意义上说，即时强制也应有紧急强制与一般强制之分。对于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强制措施的关系，该书认为，行政机关为了迫使义务人履行义务所采取的强制性手段可称为行政强制执行措施，行政强制措施包括预防、制止、恢复、保全、执行等各种性质的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执行措施只是行政强制措施的一部分，两者是种属关系。
[44]另外，从概念的性质来说，‘行政调查概念是着眼于一定行政活动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概念，‘即时强制概念原本是着眼于行政的活动形式而建立起来的概念，因而，两者原本并不是理论上不相容的概念。注释: [1]参见（清）夏同龢编著：《夏同龢文辑》，梁光华、饶文谊、张红辑校，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原书为1905年版），第125-126页。[23]该书的这一分类与瓦西林科夫主编的《苏维埃行政法总论》基本相同，连所举例子也基本一样。考虑到我国的法治现状和立法需求，《行政强制法》采取了二行为说。
所谓行政上的即时强制，不是以行政上的义务作为前提，而是指立即对人身或财产施加强制力量，以达到实现行政上所需要状态的目的（民事上的即时强制，由私人以自己力量救济，原则上是禁止的）。1985年，杨文忠根据田中二郎教材编译的《日本行政法概述》一文首次作出稍微详细的内容介绍。
学界有将即时强制和强制调查作为行政强制措施中两个独立子类型的做法。参见范扬：《评新行政执行法》，载《安徽大学月刊》第1卷第1期（1933年），第6-13页。
[33]参见张焕光、胡建淼：《行政法学原理》，劳动人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269页。这也是这一概念的问题所在，在法律将其实定化之后，问题就更加凸显出来。因而，在行政法学的体系定位上，可将两者置于行政强制之下，其再上位的概念就是确保行政的实效性制度，而非确保义务履行的制度它的反常在于它在静好岁月里的有机生长，在于它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隐退，在于大多数时间我们不觉得宪法是个问题。15以半年为期拿出一部修宪草案，时间无疑是紧迫的。⑨叶剑英的这个阐释基本沿袭了中共中央在1980年8月底提交给全国人大的修宪建议。
40在修宪这条线索上，龚育之和卢之超都是新面孔，关于他们的加入，王汉斌点出了其中的关键：他又觉得力量不够，向耀邦同志提出把参加历史问题决议的龚育之、郑惠、有林、卢之超要来参加修宪工作……宪法要体现历史问题决议的精神，调这些同志参加有利于工作。33按照胡绳的这个表述，从胡乔木到彭真之间还有另一件事，就是召开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
（一）最怕宪法不稳定 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是1982年11月26日开幕的，11月22日，彭真就同《人民日报》负责人谈到宪法通过后的宣传问题，指出：十亿人民的中国，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宪法，国家一定不安定。宪法一经制定，就不要轻易修改。
根据王汉斌的回忆，在宪法修改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草案时，程思远委员说：要教育子孙后代……维护宪法尊严。②按照惯例，本文以通过和公布施行的时间命名前后四部宪法。
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是在修宪启动时召开的，此后就一直没有再举行全体会议，直至1982年2月底，而第二次全体会议的议程就是讨论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20两次全体会议相隔长达一年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是2003年出版，而《彭真年谱》和《彭真传》是2012年出版，这就意味着许崇德写作时的主要信息来源很可能是他当年在秘书处留下的工作记录以及回忆。首先，八二宪法的时代意义在于立新，它的前提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启的历史性的伟大转变。最早在7月15日，彭真就表示过，序言要有，写历史，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51 （二）全面修宪中的加法和减法 修宪所要修正的基础文本是修宪时的现行宪法，然而八二宪法在谱系上直接追溯至我国第一部宪法，也即五四宪法。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99页。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5卷，第112—123页。28《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第55—56页。
进入专题： 八二宪法 。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通俗地说，既然有了八二宪法，那么接下来就不要再有什么八五宪法或八八宪法，自八二宪法起，社会主义法制要以现行宪法为基础，构建具有延续性的政治。49肖蔚云：《论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其三，现行宪法在某些条款上存在形式缺陷，不够完备、严谨、具体和明确。
二、立新：再论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 之所以称再论，首先是对前辈学者的接续。八二宪法是反常的，一改此前宪法的历史周期律。
我们从1981年10月3日这一天进入彭真关于修宪的思想世界。以本文写作为例，我多数时候感到的并不是材料太少，而是太多，最难的不是取，而是舍——就像当年彭真主持修宪一样，意见从四面八方涌来，但要秉持只能写……的策略。
⑨叶剑英：《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94—495页。成文宪法的奥秘就在于它往往脱胎于历史上的大变动而对变动频仍的历史周期说不，从而探索宪制框架内具有延续性的政治生活。
